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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来，家长将此政策理解为“中考分流，50%孩子上不了高中只能上职校”，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持续且广泛的讨论，并表现出极大的焦虑与恐慌。

　　对此，记者采访了《我的二本学生》的作者黄灯老师。她长期处于教育一线，现任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她关心中国年轻人的状态，与学生们有过深入的交流，也很关心学生的社会关系、原生家庭，以及个人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比重。关于中职教育，她结合从教经验和生活经历，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赞同发展职业教育，

　　但是不赞同将学生过早进行分流

　　新京报：教育部发布的文章提出要坚持高中阶段的教育职普比例大体相当，因此网络上现在流传着“中考之后50%的孩子将要去上职校”的说法，你对此怎么看？

　　黄灯：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中职教育”）这两种类型已经存在很多年，“中考分流”并不新鲜。以前平均下来初中生上高中的比例也就在50%左右。深圳和广州可能稍微高一点点，但也不会比50%高多少，可能也就上海、北京等地的比例会较高，达到70%左右。只是以前国家没有出台过强制政策，学生和家长都是自愿选择。

　　但我觉得上高中的比例不应该降低，而是应该提高。可以把12年义务教育中的小学阶段缩短一年，初中和高中阶段共同缩短一年，一起变成十年，让所有人都有机会上高中，上完高中后再去分流这样会好一些。

　　社会提供给中职学生的发展空间比较小，如果真的要将更多学生送进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那就应该先把职业教育理顺，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都跟上，再让家长自主去选择可能会更好一些。我现在也很担心我们有多少老师可以胜任中职教育，这也是个问题。

　　新京报：现在家长们很为此担忧，近几个月来话题热度始终不减。

　　黄灯：现在家长这么敏感，可能因为国家以前没那么强调，现在突然强调，很多人就感觉孩子的出路被挡住了。

　　因为现在的孩子成熟得比较晚，如果初中毕业后就要去职业技术学校，不排除一部分懂事偏晚的孩子的人生受到很大的影响。再说现在家长都普遍重视教育，他们有需求，外部如果不给他们提供条件，家长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情绪。

　　虽然孩子就算考上了高中，进而考上了大学，也不能承诺给他一个特别光明的前途，但至少家长和孩子会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如果初中毕业后就去了职业技术学校，大家就会觉得孩子没有希望了。其实我个人是很赞同发展职业教育的，但现在我们的中职教育在整个教育链里很受歧视。

　　新京报：你接触过从中职教育体系中出来的学生吗？

　　黄灯：我的一个侄子，初中毕业以后没考上高中，就在老家的一所中职院校读了两年，学的是数控机床专业，但是学校条件很差，他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毕业后去了好几家工厂打工，但因为学得不扎实，最后还是要在社会上从头学习技能。还有一些亲戚初中毕业以后去读中职，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中职院校办学是不太规范的。

　　但我相信中职教育与高等教育一样也是分层的，肯定也有较好一点的中职学校，像我现在所在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虽然是高职，但比很多普通大学都强。

　　新京报：现在大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一样要经历锤炼，重新学习技能。

　　黄灯：是这样的，但是整体层面上，本科生的劳动素养、理论素养和技能素养应该是比中职生要强一些的。

　　新京报：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只有上了大学，他才有机会去思考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你觉得自我思考的能力跟学历有关系吗？

　　黄灯：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因为近20年来应试教育太横行了，很多孩子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没有机会去独立思考问题，这就导致他们只有到大学以后相对的个人空间才多了一点，慢慢地思考的空间才多起来，但并不是说只有上了大学才有思考能力，而是上了大学后会有更多机会去思考。接受中职教育当然也可以对自我进行思考，但是人的年龄和认知能力有高低之分。

　　社会要形成一种相对公平的价值观，

　　赋予劳动者应有的尊严 

　　新京报：你前面提到很担心有多少老师可以胜任中职教育，这句话怎么理解？

　　黄灯：我1995年毕业后去工厂待过一段时间。在我的印象中，以前大型国有企业都有自己的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毕业后会被工厂接收，企业也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技工，那个时候很多老师来自一线，师资可以得到保障，学生学完了以后马上就能上岗。

　　但国企改革后，很多技术工人流失了。所以我现在很关心中职教育的师资力量，如果得不到保障，学生还是学不到扎实的技术。相当于技能没有学到，又没有上过高中，综合素质也没有得到提升。

　　新京报：说到职业教育，很多人会联想到德国的职业教育。

　　黄灯：德国的职业教育是做得很好，但是德国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就业以后，工资高，工种好，在职业上已经受到尊重了。但是我们的社会招聘中一般都有学历要求，很少有机会给一个技术工人太多的上升空间。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对职业技工的鄙视链。

　　新京报：现在也有一些文章说，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里很缺乏技术工人。

　　黄灯：现在真正能做事的技术工人确实比较少，因为培养他们的土壤没有了。以前的国营企业采用的是师徒制，再加上相对稳定的工作单位，所以会有很多技能娴熟的技工，至少我以前所在的工厂就有很多这样的工人，机修工、焊工等，国企改革后他们就流失了，也没有机会再系统性地带徒弟。

　　现在的私营企业是毕业生来了就要求你能上岗，企业是不会去培养你的，如果你学到了技术，可能马上就会被别人挖走，企业也不敢培养你。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员的流动太快了，企业培养人才也有风险。

　　新京报：你觉得之后国家会对职业教育进行全面提升吗？

　　黄灯：肯定会的，国家现在就在大力提升职业教育，但是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家长对职业教育还是有很多偏见的，这个也可以理解。

　　新京报：除了国家在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上给予大力支持，你觉得对于职业教育还有哪些是需要提升的？

　　黄灯：我觉得整个社会要形成一种相对公平的价值观，赋予劳动者应有的尊严。上世纪90年代我在工厂的时候，一个劳模是很受尊重的，他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一个工程师。

　　新京报：现在大学生就业很难，有人说大学生的职业技能比较弱，那么当中职教育专注于培养技术性人才时，学生的就业会不会变得相对容易些？

　　黄灯：在经济发达地区，有些学校跟企业合作多，存在定向培养，那学生的就业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学校盲目地培养，并不知道学生未来的出路在哪里，那就业也就很难说。

　　就业机会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经济蓬勃往上走，就业机会自然就会增多。并不是说培养的职业学生多了，就业机会自然就多了，逻辑不是这样的。

　　相关话题补充：

　　去年9月，我们曾邀请黄灯老师做客《新京报·书评周刊》的播客节目——反向流行，和她聊了聊“小镇做题家”这个话题（没考上985， 就不配自称“小镇做题家”吗？丨对话黄灯）。我们将黄灯老师对学历歧视的理解与学生如何提高自我认知的观点摘录如下：

　　对学历歧视的看法

　　很多人会认为，学历歧视由来已久。但根据我的观察，根深蒂固的学历歧视，是近十几年伴随应试教育的推进才被强化的。在我读大学时，专科学校和本科学校、重点大学之间没有明显的鄙视链，充其量专科生会发自内心羡慕名校学生所拥有的教育资源，能去更好的城市见更多的世面，而不会觉得彼此命运有天壤之别。在考研和考博士时，只要符合学校的报考条件，专科生和北京大学本科生的起点，在招考的学校看来，没有本质差异。

　　我硕士和博士在国内较好的大学入读，跟学校的本科生也有过接触，因为这时高校已经全部并轨，我能感觉到他们比之地方院校，会有更强的自豪感和身份上的优越感。而我因为在并轨之前进入大学，这种因为学校差异所带来的认同差异，并没有如此明显。话说回来，我高考那年，湖南文科专科和本科之间的分数线差异不大——我当初如果再多考4分就可以进湖南师大，再多考二十多分，可以进一所较好的重点大学。但现在，专科和本科的分数线相差几百分，普通本科和重点本科相差几十分，重点本科和顶级大学又有不小的距离，所以，这种无形中的优越感也有现实根据，985、211大学学生嘲讽地方院校学生不配称为“小镇做题家”，仿佛也有道理